卢大成先生长期致力于华南地区高岭土矿藏、澳门城市史、中西通商史等研究，多次负责筹划故宫博物院应邀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文物展览。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澳门的城市基本建设，在不同地点出土了大量明代晚期的各种瓷器残片标本，这些瓷器的时代与澳门海岸线的变迁相适应。鉴于澳门开埠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卢馆长对澳门出土瓷器的各个地点都给予过密切关注，对所出土瓷器的时代、造型、装饰等进行过综合研究。
在演讲中，卢馆长主要谈了七个问题：一、唐宋以来的海上贸易情况；二、欧洲地理大发现；三、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前的中欧贸易情况；四、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原因；五、北湾出土瓷片的地点、收集及特点；六、经由澳门的三大贸易航线；七、北湾出土瓷片与葡萄牙、日本及景德镇出土瓷片之比较。
卢馆长认为，16世纪以前，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大都是通过多次航程、经由多个港口转运而间接进行的，直接进行的海上贸易往来极为稀少，这是由于两者相距遥远、常有海盗出没、台风及航海技术不够发达而造成的。13至16世纪，亚欧贸易的陆路交通先后被蒙古帝国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切断，原本已经困难重重的亚欧贸易陆路交通受到严重阻挠。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通过控制地中海到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航路，逐渐垄断了亚欧之间的香料贸易，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为了打破威尼斯商人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寻找并开辟一条海上新航路以通过贸易获得可观利润的想法，推动了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葡萄牙人率先在16世纪成功开辟了通往东方的航道，取得与远东进行香料贸易的有利地位，同时攫取海外殖民地作为贸易据点，这一举措为葡萄牙带来惊人的经济收益及战略利益。
葡萄牙人在成功开辟通往东方的海上航道后，分别以武力占据印度果阿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作为区域间的贸易据点。葡萄牙人装扮成马六甲使节向中国进行朝贡贸易被拒后，企图在广东屯门建立贸易据点，因此与明朝发生冲突。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葡双方在广东屯门西草湾爆发海战，葡萄牙战败，葡萄牙人遂转移到宁波外海的双屿岛进行走私活动。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率兵进攻双屿岛，将全城焚毁，葡萄牙人又逃到福建的浯屿（金门）、月港（漳州）进行贸易走私活动，被当地官员驱逐。于是，又转往广州外海的上川岛及浪白屿，继续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活动。
明嘉靖元年（1522年），因广东文武官员之官奉多来自“蕃货”，广东巡抚林富上疏力争重开“蕃市”及市舶。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都指挥黄敬受贿于葡萄牙商人，葡萄牙商人力请将泊口转到澳门，岁输租课两万金，获准，澳门遂有蕃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葡萄牙商船在进行货物交易后遭遇暴风雨，海道副史汪柏受贿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曝晒货物、搭建茅屋，葡萄牙人自此开始对澳门实行占据居住。
在谈到澳门出土16至17世纪瓷器残片时，卢馆长指出，这些瓷片基本都出土于16至17世纪澳门主要港口北湾地区。由于湾区的不断冲积，使得各个历史时期遗留在湾区的瓷片得以按湾区冲积的时代顺序保存下来。因此，北湾瓷片在很大程度上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国早期销往欧洲的贸易瓷器风格演变的情况，已越来越受到国际上从事外销瓷及物质文明史研究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北湾瓷片中的绝大多数属于景德镇民窑烧造的青花瓷器残片，另有个别黄釉、白釉刻花瓷片。造型见有盘、碗、杯、碟、瓶、壶、盒、军持等，其中以盘、碟最为多见，碗、杯次之。时代大都属于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属于康熙时期的很少，这可能与康熙时实行海禁有密切关系。这些瓷片上的图案纹饰很丰富，所署款识见有“永保长春”、“天禄富贵佳器”、“大明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长命富贵”、“富贵佳器”、“大明万历年制”等。只有少数瓷片上发现有使用过的痕迹，大部分瓷片是未经使用即被损坏而遗弃于北湾的。各时期盘、碟残片都有一定数量，这对于研究各时期外销瓷风格之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对比研究后可以发现，有一部分北湾瓷片与景德镇观音阁、葡萄牙中部古城科英布拉、日本长崎及平户出土瓷片类同，也有与葡萄牙桑托斯宫所藏瓷器及从菲律宾海域“圣迭戈”号沉船上打捞出水的瓷器类同者。
卢馆长认为北湾是澳门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清同治七年（1868年）间最主要的贸易港口和货物交易区域，葡萄牙人由此将包括瓷器、茶叶、丝绸等在内的中国商品通过三条航线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一条是：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欧洲。另一条是：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还有一条是：澳门→长崎。
讲座结束后，我院专业人员提了一些问题，卢馆长一一作了解答。耿宝昌先生、王光尧先生等还就外销瓷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与卢馆长进行了探讨。
延禧宫
景德镇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原名新平，因地处昌江东南，故又名昌南镇，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改称景德镇，以皇帝年号名。景德镇地处群山环抱之中，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历史上曾以瓷、茶而闻名中外。瓷、茶并茂，工商辐辏，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曾与湖北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我国古代四大名镇。文献记载景德镇制瓷始于汉代，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瓷窑遗址为五代时期。明、清以来，随着历朝皇帝在景德镇设御器（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带动了民营瓷业的发展和繁荣，于是，天下至精至美之瓷器莫不出于景德镇，景德镇也因此博得“瓷都”之美誉。
巡抚
别称抚台、抚军、抚院、部院等。明永乐年间以朝臣巡视地方、安抚军民，谓之巡抚，或名镇守，非地方专任，事毕即停。明宣德五年（1430年）始于各省专设，成为定员。景泰四年（1453年）加都御史衔。名称以管辖地区及职责不同而时相参错。巡抚兼军务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事众者，加总督。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以及总理巡视抚治等员，皆加都御史衔或副都御史衔。与总督同为地方最高长官。清初沿明制，无定员。后来每省均一，或由总督兼任。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巡抚不由侍郎授者，俱兼右副都御史，是否兼兵部侍郎衔由吏部请旨定夺。兼侍郎衔者为正二品。
指挥
军事编制单位。五代时的后唐已有此编制，即营的组织。至宋代，指挥成为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军队的屯戍和调动往往打乱军与厢的编制而以指挥为基本军事单位，额定兵员500人。宋代指挥的统兵官为指挥使与副指挥使。
青花
瓷器釉彩之一，被用作白地蓝花瓷的专称。因蓝花在釉下，所以青花属釉下彩。其原料为含氧化钴的钴土矿，以蓝青色料在瓷胎上描绘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一次烧成。元代景德镇已能烧制成熟的青花瓷器。青花瓷器的盛行改变了青瓷为主的局面，成为明、清两代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
花瓷
唐人对黑色釉地上饰以天蓝或月白等色花斑的瓷器的称谓。唐代工匠为了改变黑釉瓷器的单调色彩，创造性地在黑色的铁质底釉上施加以铜、锰、钛、磷酸钙等为原料的釉料，经高温烧制，釉料相互融合、浸润，变化出黑蓝、天蓝、褐色、月白等彩色斑纹，深受人们的喜爱。其产地主要有河南鲁山、郏县、内乡、禹县及山西交城等地，产品以腰鼓最为著名。 20世纪60年代，以陈万里、冯先铭为代表的古陶瓷研究者，先后在河南省的鲁山、郏县、内乡、禹县及山西交城等地发现唐代烧制花瓷的窑址。其制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黑色或黑褐色釉饰以月白或灰白彩斑，多产于河南鲁山段店及禹县下白峪和山西交城；一类为黑色、褐色或钧蓝釉色饰以天蓝色彩斑，出产于河南郏县黄道窑和内乡二处。这些窑址出土的标本为我们廓清了唐代花瓷的生产状况。
黄釉
低温黄釉瓷器创烧于明洪武时的景德镇官窑，以后各朝多有烧造。以“黄”与“皇”谐音，故以黄色象征皇家的尊贵，黄色瓷器亦只限于御用。黄釉瓷器均采用两次烧成，即先高温烧成涩胎或素白瓷，然后施黄釉，再入窑经850-900℃烘烧而成。由于黄釉瓷器常以浇釉法施釉，故有“浇黄”之称。对于颜色娇嫩如鸡油者，人们又称之为“娇黄”或“鸡油黄”。统观历史上的黄釉瓷器，以明弘治朝之产品最受称道，被视为黄釉瓷器的典范。其釉面光洁，釉色浅淡娇嫩。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诸多弘治黄釉瓷器来看，其呈色几无差异，表明当时黄釉瓷器烧造技术之娴熟。
刻花
陶瓷装饰技法之一。用竹、骨、铁制的平口或斜口刀状工具在已干或半干的坯体上刻出花纹。其特点是雕刻较深，花纹有层次。刻花在宋代陶瓷装饰中极为普遍。如耀州窑、定窑、磁州窑、景德镇窑等刻花都各具特点。刻花一般常与划花结合运用，故亦常称刻划花。此种技法至今在陶瓷器制作中仍有使用。
军持
一般认为“军持”原是印度语“knudikā”的译音，也称“军持”、“君持”，意思是“瓶，水瓶也”，为佛教僧侣“十八物之一”，用以饮水或净手。文献记载军持的生产和使用最迟在晋代就已开始，考古发现证明，军持始于唐，盛行于宋元。元代以德化屈斗宫窑的青白釉军持最为有名，造型为喇叭口，折腹，器体较矮。明清时期，在肩腹之间安上一个丰肥的乳房状流，壶口和注口都加盖，便于保持卫生。壶的腹部和流的底部均圆广，而瓶口和注口都狭小，因而不易倾覆，便于携带。已发现的军持产地有唐代北方的白窑窑场、湖南长沙窑；宋元时期的定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的磁灶窑和广东的西村窑；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等。
观音
梵文 （Avalokitesvara）的意译，观世音的略称。其与大势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称为“西方三圣”。又是我国佛教中的四大菩萨之一。佛典称观音为发大慈悲，即普救世人的大慈大悲菩萨。又作光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观世自在菩萨、观世音自在菩萨、现音声菩萨、窥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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