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5日，故宫研究院在建福宫花园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成立中国书法研究所,并发布多项研究成果。来自文化部科技司、外联局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相关领导出席了发布会。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主持发布会。
　　会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了故宫研究院建院两年半来的发展历程，提出研究院的学术工作应当引领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发展。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重点介绍了故宫研究院建立以来在海内外学术出版的学术成果、近期重大科研项目，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
　　一、中国书法研究所成立
　　故宫研究院成立中国书法研究所，旨在以此为研究平台，深入发掘故宫收藏的数万件法书碑帖藏品的文献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在学术研究和书法艺术创作两方面开拓出新的局面，为当代书法艺术发展和书法理论研究提供更好的借鉴。
　　中国书法研究所成立后，将开展培训、研讨、研究及各类书法活动，联络国内外书法界同仁，影响广大书法爱好者，让公众看到古代优秀的书法传承和艺术造诣，推动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出席成立仪式，并受聘为中国书法研究所名誉所长。申万胜、赵长青、赵学敏、王登科、陶然、朱培尔等十位书法界专家受聘为中国书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志和担任所长。
　　中国书法研究所成立后，将首先将组织专家力量整理研究养心殿区域的匾额和对联，并组织学术力量对书法藏品及相关文献、文物进行深入研究，扩大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影响力。其次，开展书法培训和研讨活动。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丰富多样的书法藏品，而且书法艺术有自身特点，其中草书和篆书的辨识有较高难度，非专门研究者难以释读。因此，研究所将在探讨和研究中逐步提高青年业务人员的释读能力。再次，中国书法研究所将开展面向中小学的书法教学，加强与国内外书法研究和书法教学机构的沟通与交流。
　　二、故宫研究院发布阶段性学术成果
　　自2013年10月成立至今，故宫研究院已经形成了一室十五所的布局规模，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学术成就。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介绍，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经过故宫研究院全体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实施了若干具有故宫学术特色的科研项目，至少已经出版了百余种学术专著。这些专著在学术范畴上，包括了明清历史与宫廷史、考古学理论与专项考古、古文献整理与研究、古代宫廷绘画与艺术、中国书法艺术研究与创作、清代藏传佛教历史与艺术、文学艺术创作等诸多领域，突显了故宫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优势与创作繁荣。
　　故宫研究院目前承担着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即《新中国出土墓志》（第二期工程）、《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在古文献研究所主持下，工作进展顺利，已经推出阶段性标志成果《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叁],《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谢伯殳卷》和《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也将从2016年开始陆续推出。此外，古文献研究所与长沙简牍博物馆合作整理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柒]、[捌]也已陆续出版。
　　由明清宫廷制作技艺研究所牵头，故宫博物院多个部门业务人员通力合作，汇集院藏家具2000余件，全面展示故宫珍藏家具的《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二十卷本的整理与出版项目。这项出版工程在明清宫廷家具制作技艺展示与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陶瓷研究所一直以来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古陶瓷窑址调查，迄今完成了对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古陶瓷窑址的调查，采集标本约5万片，其《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系列丛书目前已推出十一卷、十四册。
　　另外，以刘雨先生为组长的“唐兰全集”项目组，经过八年多的努力，最终十二册、四百余万字的《唐兰全集》已出版。王连起主编的《故宫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杨新等合著的《清明上河图》新论、余辉的《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等相关学术成果烘托起《清明上河图》研究新高潮。《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十卷本英文版）是目前国内博物馆编纂的规模最大的英文版图文集，面向英语国家地区介绍中国文物与中华文明。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孙萍受聘为故宫研究院宫廷戏曲研究所名誉所长，并介绍了戏曲研究所成立以来的学术进展和海外传播成果。今年“两会”，孙萍与40余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设立“中国戏剧日”，并拟将故宫宫廷戏曲文献档案及文物遗存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三、考古研究所发布多项故宫考古成果
　　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发布了故宫考古新成果。考古研究所成立两年来，依循考古学研究规律，结合故宫博物院实际，在紫禁城内宫廷建筑考古、参与江西景德镇御窑遗址皇家遗存考古及参与印度考古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
　　1、紫禁城内宫廷建筑考古重要发现：
　　（1）首次发现元代地层
　　隆宗门以西发现的一组遗存，是近两年来故宫考古的突破性发现，其层位关系由晚及早分别为：清中期的砖铺地面和砖砌排水沟；明后期的墙、门道基址、铺砖地面、砖砌磉墩和明早期的建筑基槽；最下层的素土夯筑层和夯土铺砖层基槽。最下层的这组遗存从层位关系判断为该遗址最早的一组堆积，结合其包含物推断其年代指向为元代，是故宫考古的首次重要发现。这组叠压关系清楚的元明清遗迹，堪称故宫“三叠层”，是古今重叠式城市考古的一次成功实践。此发现在故宫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对研究紫禁城元明清三代和北京城中轴线变迁，乃至紫禁城历史及中国古代建筑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故宫作为皇家遗存，处于元明清的核心地带，具有唯一性；而隆宗门以西的“三叠层”，也具有唯一性，是学术研究和保护展示的重要遗存，对于由“平面的故宫”走向“立体的故宫”意义重大。
　　（2）考古发现以往未知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
　　慈宁宫花园东院遗址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由地钉、桩承台、磉墩、夯土层、夯砖层等遗迹构成，是一处保存较好、规模宏大、工艺考究的宫殿建筑基址，推测其时代为明早期，为研究紫禁城历史和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提供了新的资料。
　　（3）首次通过考古揭示宫廷御用瓷器碎片埋藏坑
　　位于紫禁城西南角的南大库瓷器埋藏坑，是首次在紫禁城内发掘出土有意识埋藏的御用瓷器碎片坑。首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皇帝对御用瓷器从生产初端到使用末的全程垄断；首次在宫廷区域内发掘出土嘎巴拉碗，补证了文献所记这类法器残损、收库保存后走向的缺环，为研究清代宫廷作坊的管理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2、与景德镇御窑遗址合作考古
　　考古研究所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联合发掘，发现了大量较为完整的正德官窑釉上彩半成品堆积，并发掘出土了部分釉上彩颜料、配制釉上彩的原料，这在景德镇御窑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也为研究明代官窑釉上彩制作工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次发掘成果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2期公布。
　　3、考古研究所两次赴印度进行合作考古
　　考古研究所参与了印度喀拉拉邦帕特南遗址（Pattanam Site）和奎隆港口遗址（Kallam Port Site）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帕特南遗址作为印度西南海岸边的一处聚落，具有东、西文化交流、影响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对该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系统研究，不仅对重建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基础工作意义重大，也对深入认识柯钦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历史大有裨益。奎隆港口遗址出土有十至十六世纪的中国瓷器残片及千余枚中国古钱币，反映出以瓷器为代表，这一时期中国与该地区有过贸易高峰期，从而对南印度历史及其在东西方交通、商贸史上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相信随着合作的深入，学术成果更加丰硕，社会影响愈加深远。
　　4、在近两年来的工作中，故宫考古工作逐步形成如下共识：
　　（1）故宫是认识北京、认识古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把紫禁城考古作为大型综合课题，以北京古代都城的城市考古为宏观指导，以逐年配合院内工程建设进行考古发掘为切入点，逐步拼缀、完善紫禁城地下文化遗存地图，深入解读其分布、结构和关联，是故宫考古工作的主要方向。
　　（2）作为“平安故宫”工程的一部分，故宫院内考古始终坚持最大限度保护遗存、最小干预原则，尽可能利用各项维修工程的坑道、管渠等剖面，以随工程进行的方式，所有考古发掘均贯彻“见面即停”理念，发现遗迹先不急于向下发掘，耐心、谨慎地揭露其范围、层位与性质，并研究实施科学保护方案。
　　（3）运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对考古出土文物及院藏文物进行研究，也是故宫考古的重点方向。比如《中国陶鬲谱系研究》的出版便是开创性的成果；对院藏传世青铜器的研究已经立项并开展工作。
　　（4）故宫考古依托故宫博物院内诸多不同专业的学术和技术力量，力争在建筑考古、科技考古、数字化及文物保护等方面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