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4日下午，哈佛大学美术馆中国艺术部策展人梅美玲（Melissa A.Moy）一行三人来到我院器物部，就哈佛大学美术馆收藏的官钧瓷器（亦称“陈设类钧瓷”或“数码类钧瓷”）及相关问题与我院专家开展交流与讨论。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也应邀参加了学术交流活动。
　　据梅美玲女士介绍，哈佛大学美术馆收藏官钧瓷器60余件，是世界上收藏官钧瓷器最多的博物馆之一。该馆计划在明年夏天举办专题展览，届时将展出其中35件藏品。此次梅女士一行前来我院交流，正是为该展览做前期准备工作。
　　座谈主要围绕哈佛大学美术馆藏品展开，对于梅女士一行所提出的关于官钧瓷器的断代、铭文、工艺等一系列问题，器物部专家给予了详尽的解答和解释。
　　官钧瓷器的断代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传统观点认为是宋徽宗时期为装点皇家园林“艮岳”而命禹州专门烧造。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金代说”、“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初说”等不同观点。据梅美玲介绍，哈佛大学美术馆举办此次特展，暂将官钧瓷器时代大致定为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早期，即明代初年。断代的依据之一是美国学者关于制造钧窑花盆所需的内外范工艺出现于14世纪以后的观点。对此，陈华莎研究馆员谈道，使用内外范的工艺早在青铜器的制造中就已出现，宋代汝窑、官窑也都曾使用，并且宋代瓷器中也出现与官钧窑瓷相类的花盆。耿宝昌先生指出，关于官钧瓷器的烧造年代，目前学界仍各执一词，难有定论。20世纪，学者普遍认为其年代为北宋，时至今日，“宋代说”遭到了诸多质疑。但是我们看到，即便是对其年代有所争议，官钧瓷器的市场价值仍居高不下。
　　此外，梅美玲女士提到在哈佛大学美术馆收藏的官钧瓷器中，有14件足底刻有宫殿名，此次想详尽了解这类器物有何特殊性，与所刻宫殿有何关系？针对这个问题，吕成龙研究员谈道，部分官钧瓷器底部錾刻的清代宫殿名是乾隆时期在皇帝旨意下根据其陈设地点所镌刻，这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详细记载。从实物看，瓷器底部錾刻的宫殿名均是主殿名（即“大地名”）横刻在上、配殿名（即“小地名”）竖刻在下，这样的布局也是乾隆皇帝亲自设计的结果。加刻宫殿名的官钧瓷器主要是对其陈设地点的标注，与未刻者并无明显的质量区别。哈佛大学美术馆收藏的官钧瓷器中，部分底部贴有墨书黄签。器物部专家对图片进行辨识后，认为其中一部分应为清代库房编号。对于官钧瓷器的制造工艺，吕成龙研究员介绍了窑变釉的形成原理和施釉工序，并对釉面上“蚯蚓走泥纹”的现代工艺复原做了详细说明。
　　对于哈佛大学美术馆收藏的这批官钧瓷器的来源问题，梅美玲女士作了详细介绍。她说，这60件官钧瓷器是哈佛大学校友Dane先生于1942年捐献给母校。Dane先生的藏品有不少是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古董商手中和日本著名收藏机构山中商会购得。在1914年纽约举办的远东陶瓷展览图录中，收录了几件日本山中商会收藏的官钧瓷器，它们后来成为Dane先生的收藏，最终进入哈佛大学艺术馆。在美国，除哈佛大学外，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也收藏较多官钧瓷器，其收藏历史可追溯到1900年左右。对此，耿宝昌先生回忆道，他曾于1974年访问美国，当时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夫妇陪同下，到哈佛大学弗格美术馆观摩了馆藏的中国瓷器。同年，还去过弗利尔美术馆，对其馆藏官钧瓷器进行了详细的观摩和记录，至今仍记忆犹新。至于这些官钧瓷器流出紫禁城，并流向海外的原因。耿宝昌先生谈道，主要还是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皇宫中的部分器物被溥仪赏赐或是典当出宫。以日本山中商会为代表的诸多国际古董商，在中国进行大肆收购后将文物带往欧美地区，由此成为欧美地区中国文物收藏的主要来源之一。
　　座谈中还谈到了双方都很关心的古陶瓷科技检测问题。梅美玲女士称，哈佛大学美术馆对馆藏官钧瓷器做过X—射线检测，以进一步明确其制造工艺。而对于我院专家提及的“热释光”测年技术，梅女士坦言受制于实验条件等各方面因素，哈佛大学尚未对藏品做这方面的检测。吕成龙研究员介绍，我院器物部与文保科技部合作，对部分陶瓷藏品进行了荧光能谱仪（EDXRF）等无损检测，取得可观的成果。
　　座谈最后，梅美玲女士表示十分感谢器物部提供此次交流讨论的机会，也希望能借由明年哈佛大学美术馆举办的官钧瓷器特展，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官钧瓷器的相关问题。